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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电话订立买卖合同,归哪个法院管?

2020年09月08日

随着现代通讯工具的多样化,使得日常生活中信息获取、沟通交流变得日益便捷和高效。在买卖合同领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这也就意味着,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凡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如果产生争议,则买受人住所地(应为无形的数字化产品)或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也即,当事人除了在被告住所地外,也只能在该合同履行地(多数情况下为买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司法实践中,最大的争议在于如何确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对此,各地法院并没有达成统一认识,特别是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就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管辖法院问题,各地法院裁判不尽一致。

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应指具有典型信息网络合同特征的“网购行为”,如某宝、某东网络购物和电视购物。微信、电话只是双方传达合同内容的具体方式,不具备信息网络合同的典型特征,故案涉合同不属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合同。((2020)鲁14民辖终158号民事裁定书)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并不单指通过购物平台直接形成的买卖合同,也适用于借助信息网络进一步洽谈形成的买卖合同。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对“信息网络方式”的解释中,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本规定所称信息网络,包括以计算机、电视机、固定电话机、移动电话机等电子设备为终端的计算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固定通信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以及向公众开放的局域网络)。根据该规定,所谓的“信息网络方式”自然包括手机微信、电话方式。

值得关注的是,除江浙等部分法院外,多数法院认为以微信、电话的方式签订买卖合同,属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应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另外,在当事人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时(多为卖方要求支付货款),有法院径行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认定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多为卖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而在所不问是否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

笔者认为,对“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不应作扩大解释。《关于审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所规定的“信息网络”的概念和外延,亦并不必然等同于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十条中所规定的“信息网络”。因为,我们必须要明确,二者的立法背景、立法宗旨和其所主要保护的法益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又如何能够互相援引,作为非同类案由案件的裁判依据呢?其次,司法实践中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形态各异,有线下(微信、电话等移动通信端)磋商谈定,而后线上下单交易的;有线上磋商谈定,而线下再签合同的;还有线上订立合同,而线下变更合同的···诸如此类等等。对此,理论和实务界均没有给出明确结论—如何认定合同订立的方式及时间节点。

因此,笔者较为认同第一种观点,即所谓的“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应指具有典型信息网络合同特征的“网购行为”,如某宝、某东网络购物和电视购物。此类买卖合同中,买卖双方往往素昧平生,买方通常为消费者,且对标的物不能够完全直观了解,因此,无论是第三方服务和监管平台,还是法律规定都应当侧重于对买方主体的保护。

而司法实践中,大多数通过微信或电话方式直接订立的买卖合同,买卖双方往往都是熟知的,且对标的物都有所了解。有的甚至在线下都已经将标的物的价格、数量、质量或系列交易模式等协商一致,后续双方再通过微信、电话方式进行确认或对账、催款等业务上的沟通。并且,这种情况下,很多买方已经出离了“消费者”的法律身份,此时,法律亦没有必要对买卖双方中的任何一方的权益作倾斜性保护。其次,即便采取此种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双方均不熟知,或买方对标的物并不了解,那也只是其自身应当尽到的注意义务,其没有尽到该等义务,并先行放弃具有典型信息网络合同特征的“网购行为”及其项下的各种权利保障,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应当由买卖双方自行承担。司法实践中采取扩大解释的方式,将该等交易行为一概纳入“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从而确定买受人住所地或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明显会造成程序上的不公正,特别是在争议标的为给付货款的纠纷中,对卖方极为不利。因为,一旦被认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卖方主张支付货款,其往往只能到买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大大增加了维权成本,同时还不得不考虑可能存在的司法地域保护”潜规则“问题。

最后,延伸一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二十条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二者属于一般法条和特别法条的关系,在能适用第二十条规定的前提下,上述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就不应再有适用的余地。所以,最终问题还是会落到“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的认定上面,又回到了上述所争议的问题。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 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 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 

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来源:民商事疑难法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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