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我国法院精神损害赔偿稍有关注的人都会感觉到这样一个不太合理的情况市场被呈现：一个人被侵权行为导致死亡的或者严重残疾所得到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和另一个因其名誉、隐私等得到的精神损害赔偿金相差无几，甚至还有不少情况后者远高于前者的情况。何以如此呢？当然有多种因素，但是，将侵权人当然过错程度作为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侵权行为人的过错程度列为考量一切精神损害赔偿的首位因素。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3月8日法释【2001】7号，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修正）第五条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但是法律另有一规定的除外；（二）侵权行为的目的，方式、场合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造成的结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理诉讼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而且，侵害自然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情形而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一般都是过失行为，甚至都是很轻的过失行为。因为如果是故意的，重大过失的，基本上都构成了犯罪，而犯罪是要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的，依法又是不能得到精神损害赔偿的。而像其他侵犯名誉权、隐私权等的故意行为或者重大过失行为则不一定构成犯罪，自然赔偿数额就多了。例如，笔者前不久代理的一起医疗损害纠纷案件，二原告的22岁女儿因医院的过错导致死亡，法院仅判决被告浙江某医院医院承担了6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参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22）浙0102民初1607号民事判决书）。但在几乎同时，笔者在浙江某报刊是看到这样一个案件：一名妻子在离婚时请求出轨的丈夫赔偿精神损害10万元。法院认为，被告婚内出轨虽未到达重婚以及与他人同居的严重程度，但因出轨次数较多，构成对原告的严重伤害，符合民法典中关于“其他重大过错”情形的规定，法院在判决这对婚龄6年的夫妻解除夫妻关系的同时，酌定被告赔偿原告6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参见朱珺：离婚赔偿制度 违背忠诚义务者的“戒尺”——法院判决一婚内出轨者赔付精神损害6万元，《浙江法制报》2022年2月8日第11版）。似乎是符合过错考虑因素，二者相比较，前者二原告老年丧女的痛苦程度显然比后者丈夫出轨的精神痛苦要严重的多，如果说对后者的赔偿数额是正确合理的话，而对前者的赔偿数额的则是明显不合理单位，也是不得不承认的，这恐怕是无需赘述的问题。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笔者以为，问题不是出在法律规定上，而是出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上，出在司法者对法律的理解上。
因为无论是现行《民法典》第1183条关于“侵害自然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此前的《侵权责任法》也是如此规定的），还是从此前《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来看，都是可以读出要根据受害人的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来决定赔偿数额的意思来。而造成自然人的死亡及健康严重损害对人造成的精神痛苦程度，显然比一般侵害自然的名誉权、隐私权要严重得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也自然应当多一些。但此前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这一点，而是将一切精神损害赔偿都等量齐观了。尤其是《民法典》第998条关于“认定行为人承担侵害除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外的人格权的民事责任，应当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影响范围、过错程度，以及行为的目的、方式、后果等因素”的规定，更是明确对“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的精神损害赔偿是不考虑侵权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的。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民法典》实施后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并没有依照《民法典》的上述规定进行修改，而仍然没有修改原本就不够合理或者是不够明确的司法解释，仍然将生命权等的精神损害赔偿与其他情形的精神损害赔偿等量齐观。而司法的法官如果也没有去注意或者说认真领会法律上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要以精神损害严重程度决定赔偿数额的意思，而是将司法解释视为圭臬，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去“对号入座”，其作出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出现不合情理的情形也就在所难免了。
笔者一直以为，要作出一个正确的公平正义的好判决，最重要的，一是准确领会法律的精神和意思，二是准确把握和认定案件的事实。司法解释不过是一种辅助而已。如果没有准确领会法律的精神和意思，仅仅首先去套用司法解释，在许多情况下，是难以作出符合法律规定又合乎情理的公平正义的判决来的。看来，认真学习民法典的规定，准确掌握其精神和意思，对于各个方面来说，包括最高法院以及法官在内，真的是任重道远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