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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无效案件如何处理

2015年11月03日

案情:

张女与王X欲结婚,但未达法定婚龄,即以其姐姐(已婚)的身份证件与王X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生有一子。后因故发生矛盾而诉至法院,要求离婚,此时张女亦已达到法定婚龄。

分歧:

对该起婚姻如何定性,即其效力问题产生了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此为无效婚姻,因为张女未达法定婚龄,而以其姐姐的身份证件与王X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系骗取的结婚证,结婚证应为无效,所以婚姻也就无效,应按无效婚姻处理。

一种观点则认为张女领取结婚证时,未达法定婚龄而冒用了他人的名义,但起诉时已具备了结婚的实质条件。婚姻法对婚姻无效的定义是明确的,有它特定的外延和内涵。即下列情形之一:重婚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未到法定婚龄的。仅此四种。而司法解释又进一步明确诉讼时达到法定婚龄的不再认为婚姻无效。对照本案,与以上均不相符,婚姻无效中并没有骗取结婚证婚姻无效之说,故认为该婚姻无效缺乏法律依据。

点评:

两者都不无道理,但缺陷也是明显的。前者显然与婚姻法有关婚姻无效的规定是相悖的,而后者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显然是荒谬的。本案中就婚姻的实质而言,张女与王X是“夫妻”;就婚姻的形式而言,张女的姐姐与王X是“夫妻”。到底谁跟谁是夫妻?法律究竟该保护谁?

婚姻法第十条所罗列的四种婚姻无效的情形,都是不得结婚的禁止性规定,都是从结婚的实质条件出发的,在此并没有涉及到结婚登记的程序合法性上。而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从该条中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办理结婚登记必须亲自进行,不亲自进行则不应当发给结婚证;二是取得结婚证即确立了夫妻关系。得出以上结论并不难,难就难在办理结婚登记没有亲自进行,结婚证也发了,那这种程序上的不合法是否导致结婚证无效当结婚证本身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甚至否定(比如本案),那么该婚姻的效力又如何,程序上又该如何操作。从现行的婚姻法中很难得出结论。

问题出在哪里呢?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如此疑惑,问题正在于婚姻本身的特殊性,婚姻必须符合相关的形式要件,同时又要符合相关的实质要件,婚姻才能成立。而婚姻法中婚姻无效的内涵是特定的,它仅仅对不符合结婚的实质条件作了相应规定,是一种禁止性规定。但仅此还不能成就婚姻,婚姻还是一种要式行为,它不仅要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还要符合结婚的形式要件。婚姻法对结婚的形式要件也作了一定的规定,即第八条,但并没有将形式问题纳入无效婚姻的序列中。这与其说是一种立法上的瑕疵,不如说是立法的局限性本身所决定的。结婚登记毕竟是一种行政许可,该行政许可的效力应当通过相应的行政程序来解决,这不属于婚姻法本身所能调整的范畴。

但我们不能就此认定婚姻无效只有婚姻法规定的四种情形,不能被婚姻法的规定所局限,而蒙蔽了视线,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有了正确的理解,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婚姻必须符合相关的实质要件,同时又要符合相关的形式要件。婚姻的这种双重要求,决定了无论是实质要件的欠缺,还是形式要件的欠缺,都会导致婚姻的无效。即婚姻无效存在两种形式,在此姑且称之为实质的无效和形式的无效。而对两种不同形式的婚姻无效处理方式却是不同的。对前者人民法院可以直接依据婚姻法的规定,作为无效婚姻来进行处理。而对于后者,婚姻法本身就无能为力了,同样是无效婚姻,人民法院却不可以直接依据婚姻法有关无效婚姻的规定来进行处理,而应该作为离婚案件按简易或普通程序来处理。对于因结婚登记的程序违法而导致婚姻无效的 ,应当以司法建议的形式,建议行政部门将结婚证予以撤消,或者中止诉讼,由当事人从行政途径来首先解决结婚证的效力问题。

当我们对婚姻无效有了一个正确的理解,就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而这种理解并不违背法理,也符合婚姻法的立法本旨,所以是正当的。它解决了婚姻法本身无法解决的相关实践问题,所以也是必须的。但就此应当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来加以明确,从而以正其身,以正视听。而在此之前我们的司法实践就此作一些有益的尝试,笔者认为也未尝不可。